当前位置: 联合头条网 > 军事 > 正文

冯友兰:被批为“至蠢丑类”,是圣人难当还是时代悲剧?

原标题:冯友兰:被批为“至蠢丑类”,是圣人难当还是时代悲剧?

管子说:“圣人若天然,无私覆;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圣人行道不为私,有私者难当圣者也,无“私”是中国哲学对圣人的要求。

圣者之道应当“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若是随波逐流,朝秦暮楚,不仅称不上圣人,还应是德行有亏,遭人嫌弃。作为哲学大师的冯友兰却被批为至蠢丑类,是圣人难当还是时代悲剧?

哲学泰斗,桃李满天下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曾经发过一篇随笔,文章里对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和其著作《中国哲学史》评价极高。她尊冯友兰为人生导师,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闪闪发光的东方精神,让她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重新找回心灵平静,是她人生的灯塔。

不仅是朴槿惠,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也是来自冯友兰。

冯友兰曾经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一课,他当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先后被翻译为日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二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是国外学习中国哲学的必读入门书。

有人评价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影响之深远,堪比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让中国哲学在世界如此大范围地传播、发扬,冯友兰是古往今来第一人,他不仅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而且“走得远”。

毋庸置疑,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尊称他为哲学泰斗不为过。他在哲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和贡献十分突出。

他的《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和《中国哲学新编》自成一派哲学体系,用现代逻辑阐释了有着悠久历史且复杂难解的哲学史,还为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不过冯友兰学术上也颇受争议,例如牟宗三先生便认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流于表面,不了解其精神内核,不过是生搬西方哲学那套,甚至讽刺其为“脓包哲学”。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哲学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罢了。研究中国哲学大有人在,只是能把中国哲学用现代化思维解释出来,能让普通人也能读懂的却不多。冯友兰的哲学不只是属于学术界,它还属于芸芸众生。他使中国哲学不再是孤芳自赏,而是雅俗共赏。

说到惠及众人,这就不得不提到冯友兰的另一个身份——教育家。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时说过,父亲一生从未离开过讲台和学校

冯友兰自青年时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知识。他的《中国哲学史》后来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学科奠定了非常牢固的基础。

冯友兰晚年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时也曾写下:“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可见继往圣绝学,代代相传是冯友兰一生的夙愿。

哲学大师的失格

然而,作为这样一位驰名中外,青史留名的哲学泰斗,关于冯友兰的负面争议却一直不断。他被讽刺为当代知识“丑类”,被胡适批为天下至蠢,就连冯友兰的挚友、学生都曾当众指责他的人格。甚至出现了“冯友兰现象”这一标签,这令冯友兰的名望一跌再跌,他仿佛已经成为了朝秦暮楚,见风使舵,知行不一的墙头草伪君子象征。

鲁迅曾评价冯友兰说其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和其他清高文人不同,冯友兰好像更为“入世”一些。例如,1930年代清华兴起“驱罗”运动,罗的亲信几乎都被驱逐出清华,唯独备受罗家伦重用的冯友兰全身而退。

不仅如此,冯友兰还成为了继任校长梅贻琦的亲信。因此,当时就有人戏称冯友兰为“清华曾国藩”,还有人意味深长地说冯君真是“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而冯友兰在国民政府得势之时亲近委员长,写文称颂委员长的事更是令人侧目。一个天天满嘴“士志于道”的哲学泰斗竟做出这样“折腰之事”着实令人汗颜。

虽然人们对冯友兰有着种种争议,但有一点,冯友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冯友兰一直以来想的就是如何让中国这个伤痕累累的“旧邦”迸发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

作为一名学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识释古辅新来“救国”。只是他的“辅新命”着实有些跑偏,他曾对现有政权寄予厚望,希望国军能带领中国走向新纪元。

有人评价他这是摆脱不了“帝王师”之梦,这说法有些道理,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往往强调了冯友兰向往权势的虚荣之心,而忽略了他爱国忧民的一片赤诚。只能说冯友兰自身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摆脱人性之“私”。

圣人难当还是时代悲剧?

而冯友兰真正令人诟病的远不止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曾写信给伟人,信里反省自己以前亲近国民政府犯了错误,并保证五年之内重新编写一部关于马哲观点立场的中国哲学史。伟人回信里一句:“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更是让后人对冯友兰下了朝秦暮楚之人的定义。

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以及其学说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评。一开始,冯友兰就主动反省认错,写文章批评自己,表示一定改过。

对此,胡适和友人聊起冯友兰时,讽刺其认过130次的错,是一个会打算的人。不过就算冯友兰积极登报写文认错改过,还是无法“洗清”自身“罪过”,仍然被当成重点对象批评,这让他身心俱疲。

在这期间,冯友兰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以表诚心改过,不过没写多久,动荡时期便到来了。在这个特殊时期,已是70岁高龄的冯友兰又再次被打成需要改进分子,遭受了许多折磨。

直到1968年,伟人的一次讲话才让冯友兰恢复自由之身。就是在这个时期,冯友兰做出了最令人诟病的事情。

1973年冯友兰被委为“梁效”写作顾问。期间,冯友兰先后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文章观点与他之前的大相径庭。1975年,冯友兰还将这些文章集结成《论孔丘》一书出版,完全沦为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武器。

而冯友兰的《咏史》二十五首更是被认为在谄媚某人。这让人们对于冯友兰的“变脸”失望至极,冯友兰的学生钱钟书就曾经当众指责冯没有文人人格,挚友梁漱溟拒绝出席冯友兰90华诞,甚至直接致信冯友兰表明自己对他之前所作所为失望不已。

这便是“冯友兰现象”的前因后果,冯友兰多次“变脸”,谄媚权势,似乎活生生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墙头草;一个知行不一,满口谎言的伪君子。

只是这几十年来,对冯友兰至蠢丑类的批评实属太过刻薄。冯友兰确实不是不慕荣利,一身傲骨的如兰君子。他不够清高,不高刚正,失掉许多文人风骨,远远够不上无“私”的圣贤标准。只是,一个不理智的人是个人之过,一群不理智的人便离不开时代之过。

“冯友兰现象”中冯个人确实德行有亏,但这也是冯友兰的无奈与悲剧,同时也是时代的悲剧

冯友兰晚年除了忏悔,还彻底回归了自己的学者身份,不再讨好任何话语权,回到最纯粹的做学问上。

冯友兰之女宗璞回忆文里提过,父亲曾经说过:

现在治病, 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就不必治了。

1989年,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终于撰写完毕,次年,冯友兰便与世长辞了。

有道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那个时代的是是非非后人无法知全貌。一起经历了那个无奈年代的梁漱溟最后也和冯友兰相视一笑泯恩仇,后人对冯友兰再行审判之事也大可不必。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这不是不允许后人评判先人,而是谨记不要脱离时代来评价。冯友兰够不上圣贤标准,德行有亏,过于“识时务”,但始终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的选择有自己的局限性,也有时代的无奈。

来源:广志博士(百家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