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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山东|品读大运河(上):明代作家“绘”出的运河“画卷”

原标题:文化山东|品读大运河(上):明代作家“绘”出的运河“画卷”

什么是“运河学”

“运河学”这一概念是在大运河申遗背景下由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首先提出,旨在强调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大运河是自然与人创作的杰作,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涵,在中国社会的不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运河学学科有利于整合各方面成果,形成对运河的系统研究。”

大运河贯穿南北,连接古今,以运河为载体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标签。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河连接与传承的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社会意义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义上的艺术、风俗等内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运行与表现方式。运河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复杂结构及属性决定了运河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整体的研究意识和学以致用的学术价值观。

明代作家“绘”出的运河“画卷”

“春酒不同醉,春花空复开。美人临卫水,客子滞燕台。”在明代诗人谢榛的笔下,运河名城临清也是一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的绝妙去处。谢榛的诗歌向世人展示了山东运河的文学景观和曼妙画卷。

明代作家因为南来北往屡次经历山东运河的缘故,对山东运河地理景观与文学空间进行了不厌其烦的书写,其关注对象也集中在纵贯鲁西南北的山东运河这一区域,其中不乏佳作。

河道景观“画卷”

卫水西来、汇川北往,明代诗歌中大量关于沿岸农业、工程、景致的作品,构成了河道景观“画卷”。

站在鳌头矶上,明代李东阳眼中的临清风貌是繁花似锦的:“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千家麇集、万斛来贡,临清当之无愧为运河繁盛时期的“小天津”。当然诗人笔下也并不是只有青山绿水,如明代吴宽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沙尘暴的例子:“黄沙障天天半昏,炮头风急万马奔……”由于山东运河区域所在的鲁西地区是黄河故道,大风挟持着飞沙走石,也会让天色、水色变得浑浊不堪。

济宁素有“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美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南通江淮、北达幽燕”的重要交通枢纽的作用。贡奎的《济州》有:“旧济知何处?新城又作州。危桥东去驿,高堰北行舟。市杂荆楚客,河分兖泗流。人烟多以簇,聒耳厌喧啾。”其中危桥、高堰都是运河行经城市时对城市景观的改造,高堰维护了河道的安全,但高高的堤堰、危桥无疑增加了居民的心理不适,同时也使得平原地区一马平川的景观掺入了河道景观的元素。同时,诗中的旧济、新城的对比概念,也反映了城市的位置空间变化,这也是一个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影响到城镇住址选择的案例。

同样的,在朱德润的《飞虹桥》中,我们也可以读出桥梁的突兀对于城市景观的改造,“任城南畔长堤边,桥压大水如奔湍。闸官聚水不得过,千艘衔尾拖双牵……太平风物知几许,耕商处处增炊烟。明朝北上知旅叟,叟持清樽求赠言。欲图丰骈真未暇,为君写作康衢篇”,诗行里桥压大水、奔湍不息,与闸官聚水、不得通过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同时也写出了当时的工程手段与技术手段,对于河道自然水流的无可奈何,以及需要人力牵挽航舟的景象。在熙来攘往的河道两侧,旅客、纤夫、贩夫走卒的市井喧哗,也升华为繁荣的山东运河商业图景。

湿地景观“画卷”

鸣蛙垂柳、青蒲寺观,明代诗歌中大量关于运河渡口、泉源、沟汊的作品,构成了湿地景观“画卷”。

明代胡翰的《夜过梁山泺》,提到了作者从梁山赶赴寿张旅程的见闻,“日落梁山西,遥望寿张邑。洮河带泺水,百里无原隰。葭菼参差交,舟楫窅窈入……野阔天正昏,过客如鸟急。”在梁山泊四望,百里的视野里,竟然没有平原和低地,那些低下的原隰,在诗人的视线里,是蒹葭参差、苇荻翻飞的景象,道阻且长,船行又慢,也是作者叹息遥望寿张邑可见而不可及的缘故。运河及相关附属设置如水柜、泉源的蓄水,增加了运河两岸湿地景观的魅力。袁桷在过运河的时候,也描绘了鸟鸥出没、柳丝荇带的河湖水乡景观:“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涘。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柳丝翠如织,荇带组交薿。出日浮钲金,明霞纡绶紫……波清凫聚阵,日落鱼会市。”

明代王世贞曾经对卫运河、卫运河边的寺庙、驿口写过一首诗,将运河上行旅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那比下江船,扬帆忽不见”,诗中用卫运河河流的弯弯曲曲,来反衬大江中的行船和在运河中行船的景致是不一样的,因为运河水体的存在而自然生成的河湖景观、鸣蛙垂柳、青蒲寺观,都是山东运河相对于内陆的一个特色“画卷”。

运河首先是一条河,其次是一条人工河,其在历史上与人类的劳动美凝结在一起。在吟咏山东运河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篇直接涉及山东运河本身,运河本身的河道、泉源、水闸、堤坝、湖泊、湿地、荷池、溪流本身,就成为了文学景观营造的主体,作为本体为河湖水系的山东运河,就具有了相应的文学景观的营造。运河本体的河湖水系,对于文学景观的营造,是一个基本的客体。运河的水路难行,陆路也泥泞不堪,明代王大化的《东昌还》就描写了当时的交通状况:“百里真难行路难,草泥潦水上银鞍。暂借青蒲依寺坐,正愁红日隔林残”,鉴于当时水陆交通的实际情况,泥潦难行,水道却成了鸣蛙和垂柳的乐园,给行人平添了一些阻碍。但诗句却写实性地描述了湿地的自然景观。

行旅景观“画卷”

两岸秋声、半江明月,明代诗歌中大量关于运河闸坝、旅行、抒怀的作品,构成了行旅景观“画卷”。

明代李东阳的《夜过仲家浅闸》,写了在乙未月丙戌日的月夜,因为夜间河水异常,导致船搁浅在仲家浅闸的河道中,而疏导河运的官吏在夜间并未当值,因此民众争相逃难、呼声震天,形成了一个“民船弃死”争相赴闸的场面,楫倒樯摧、一片灾难场景:“日维乙未月丙戌,青天无云月东出。舟人喧豗夜涛发,翻沙转石纷出没。是时水浅舟在地,闸口崔嵬昼方闭……民船弃死争赴闸,楫倒樯摧动交碎”,民船在闸口的两侧、船民和旅客在河岸的上下,一片呼天抢地、惊魂甫定的状态,而管理运河的官员,却无一现身,可见对于民生的漠视。而人家居户、远近无存,禾黍麦田、付之一扫,山东富庶之乡的民居和财物,年年都成了瓠子河水中浮沉之物。如往昔朝代的人们一样,诗人王崇献也在吁请着治水达人,能够提供治河上策,以保一方之安宁。

济宁城南门外常聚集着上千艘货船等候启闸放行,其货船之多往往把十里运河和越河挤得满满的。元代揭傒斯在《济州会源闸记》中提及了闸作为水利枢纽的重要性,“辨方物以定贡赋,穿河渠以通漕度。乃改任城县为济州,以临齐鲁之交,据燕吴之冲,导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

诗人王揆在诗歌《临清阻泊》中,惟妙惟肖地说出了闸官的威严和皂隶的苛责:“河渠启闭问官程,闸吏威严阻客行。晓塔晴开蓬外影,夜涛寒上枕边声。”这与后代康熙的《过临清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显然是享受了举国之力的优待,舟橹迅捷:“岸转蒲帆速,樯回树影低……连岁歌云汉,今春释惨凄。往还为赤子,注意在黔黎”,除了帆速樯疾之外,波倾浪齐,俨然一片歌功颂德之声,这又是另一幅海清河晏的盛世“画卷”。

明时济宁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竹枝词》(佚名)中称,“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城中圜阓杂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红日一竿晨起侯,通衢多是卖鱼人。”一副红日鱼市、熙来攘往的商业市镇景观,跃然纸上。济宁也好、枣庄也好、聊城和德州也好,作为运河城市,的确享受了快速发展的政策红利。

有明一代,著名的山东作家大致集中在两条线上,一是自济南府的历城、章丘向东,到青州府的益都、临朐,直至莱州府治掖县的东西一线,二是兖州、东昌二府自济宁、阳谷经东昌府聊城、临清到德州的山东运河沿岸南北一线,这两个区域串联了众多富庶的州县城镇,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并葆有了长时期的昌盛。而山东运河作家和作品的繁盛,也是与当时运河畅通有着直接的关系。

多样的“山东运河VLOG”

山东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在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加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自元代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与山东境内运河工程、漕粮运输、商贸流通、诗文创作、民俗文化等领域关系密切的史书、专书、奏议、笔记、方志、诗文、小说等各类文献大量出现。这些文献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山东运河有所反映,为梳理运河历史脉络、保护运河水利遗迹、再现运河商贸盛况、探究运河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山东运河文献呈现出多样风貌。山东运河开凿的历史非常悠久,记述山东运河的文献也出现较早。据《史记·河渠书》,早在先秦时期,齐国即开凿运河,“通菑济之间”。《宋史》《金史》均有《河渠志》,二者相互表里,记述了山东境内曾作为运河河道的卫河。《元史·河渠志》记山东境内的会通河“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并列举了山东境内各闸之名称及建造年代,保留了元代山东运河开凿的重要记录。

与纪传体正史侧重于对山东运河进行宏观概述不同,明清以来存世的大量档案则为治理运河各类举措的真实记述。特别是明清时期,治河高官驻节山东济宁,《明实录》《清实录》中保存了河务官员治河保漕的大量基础资料。清代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等高官重臣所上与山东运河治理有关的奏折,相当部分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中。这些奏折内容翔实准确,显示了国家治理山东运河的机制与举措,是山东运河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山东运河文献中,有些水利专书、漕务专书记述范围较广,山东运河为其记述的重要部分。如明代黄承玄《河漕通考》详细记述运河河道,其记山东境内“泉源湖泊废坏不修”对会通河的危害,显示出泉脉对山东运河通航的重要作用。在与山东运河有关的专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各类河务资料汇编,如《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等采用编年体例,保存了大量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档案资料。有的则为治河官员奏疏的汇集,如清代张鹏翮《张公奏议》、白钟山《豫东宣防录》等,保存了河务重臣治河保运的理念和举措。此外,历代编修的各类政书,如《明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中的“漕运”“关税”“河工”等纲目中也散见不少山东运河史料,值得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

山东是方志纂修大省,存世方志居全国第三位。方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资料性和地域性。在运河所经的各府州县,各级地方官员负有保漕之责,在编修当地志书时,往往对辖区内的运河河道、治河徭役、运河经济有多方面的记述。相较于正史与档案,方志的记述范围较小,其对辖区内运河的记述也往往较为细致,不少内容采自各府(州、县)的治河公文牍册,是挖掘山东运河文献的一座宝库。如于慎行主持编纂的《兖州府志》开本宽大,刊刻精美,今藏山东省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其《河渠志》认为“漕渠通塞,则国计由之盈缩。而河流顺逆,则漕渠视以通塞”。其记述境内运河开凿历史、职官衙署、河道闸坝等颇为详细,保留了大量基础信息,显示出对山东运河的高度重视。

此外,在历代文人撰写的笔记、诗文集中,也有大量与山东运河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官员、文人经由运河往返京城与南方各地,通过诗文或述见闻,或论史事,或辨名物,或写情景,或抒情感,或存掌故,颇为鲜活自然。如杨士奇《南归纪行录》、李东阳《南行稿》、谈迁《北游录》均记述沿运北上南行的旅程,其中有不少记述山东运河风貌、与友人交游酬唱的诗文。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小说家叙写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人文背景。明代白话小说《金瓶梅》把故事放在以临清为主的运河岸线城市中展开,清初成书的《醒世姻缘传》也以山东运河区域为背景叙写故事。这些小说采用艺术化的描写,再现了山东运河区域的市井生活,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与认知价值。

山东运河有“闸河”“泉河”之称,运河河道状况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山东运河文献的鲜明特色。山东运河文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进行运河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资料。整理好、使用好我省丰富的运河文献,并进行当代化的解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利用山东运河文献的相关记述,积极开展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大运河各类文物的文化价值,并进行科学有效的保护。其次,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找准山东运河文献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切入点,有序开发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实现传统运河文化与现代商业模式的有机结合、古代历史与现代经济的深度融合。最后,对山东运河文献进行当代化解读,有助于挖掘山东运河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健康元素,更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进一步丰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河神“金龙四大王”

进入明朝,各种自然神、人格神和行业神的崇拜日益增多,其中以金龙四大王为代表的运河水神崇拜最为普遍,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

济宁天井闸北岸金龙四大王庙是山东运河区域出现最早的一座金龙四大王庙宇。该庙创建时间不详,正统十三年(1448年)重修。由碑文可知,在重修以前,济宁天井闸就已建有金龙四大王庙。临清运河有水浅之患,易致漕船搁浅,当地官员多祭祀金龙四大王,祈祷运道水源充足,以求漕运畅通。临清砖闸东有金龙四大王庙,创建时间不详。德州北厂大王庙,建于顺治七年(1650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山东督粮道张祥河主持重修。武城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县城西外河东岸,建时不详,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

漕运官兵也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要群体。漕运官军负责国家漕粮的运输,常年往返于运河之上,涉江过河,艰险无比,难免有漂溺、沉没之患,故建庙祀神,祈求保佑。《金龙四大王碑记》云:“至我国家长运特仰给于河,而役夫皆兵,沙梗风湍,岁以为患,四百万军储舳舻衔尾而进,历数千里始达京师。缘是漕储为命脉,河渠为咽喉,兵夫役卒呼河神为父母,蔑不虔戴而尸祝之。”

山东运河段多闸坝,过闸是极为危险的事情。临清会通、南板、新开三闸俱建有金龙四大王庙。《清门考源》记载漕帮:“粮船至三大闸时,先在大王庙内焚香唱戏谢神。人集如山,百官照料,而后过闸。过闸船由下而上,非神功不能做到安渡危境。”

朝廷和官府对金龙四大王崇敬有加,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运河漕运的畅通无阻,从而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而对生活更无保障的下层百姓而言,他们祈祷于金龙四大王,则更多地加进了自己内心企盼平安富足的渴望。因而在山东运河区域,到金龙四大王庙进香行礼就不仅是朝廷百官、漕运兵丁、船夫舟子,举凡农夫、商贾、工匠乃至城乡妇孺都对其崇敬有加。

明清两朝山东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由官府到民间,由客商到土著,成为一种十分突出的共同信仰。在金龙四大王崇拜向外传播的过程中,鲁南重镇济宁是这一新兴信仰的传播中心。济宁是京杭运河的漕运咽喉,东有汶泗环绕,西有大湖浩渺,水系发达,居民多从事渔业及水上运输,故大王崇拜盛行。此地不仅有出现最早的“金龙四大王庙”,庙貌巍然,每日进香者络绎不绝,而且济宁人渐渐地把大王神变成了自己的乡土神,每到一地经商修建会馆,总是在会馆中供奉金龙四大王。

考察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崇拜在山东运河区域的传播及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崇拜主要是由于运河漕运的长期维持才产生的,晚清运道淤塞、漕运废止之后,信仰随之衰亡;金龙四大王崇拜之所以如此盛行,得益于明清官方和沿岸民众共同的造神运动,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与河湖、雨涝有关的某些心理企求而出现的;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定期往来于南北的漕军运丁以及依赖水路运输的商人商帮成为信仰传播的重要媒介。这种信仰的互相影响和交融,正是京杭运河贯通为山东运河区域带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现象。

责编:刘晓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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