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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之战”实际上是制度与主义之战,谁赢了?

原标题:“口罩之战”实际上是制度与主义之战,谁赢了?

导读:2020年9月5日至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五次年会(中信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年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后疫情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在大变局中的发展应对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王绍光先生在本次会议上做了主题为“口罩之战·主题之战”的视频演讲。 在王绍光教授看来,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考验了各国的治理体系,也考验了意识形态。从佩戴口罩抗疫这一点就能看出,实行社会主义,或者集体意识比较强的国家与地区,明显要比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好,更多的生命得以保全。经此一疫,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可能将发生变化。本文根据演讲视频整理,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王绍光:中信基金会的各位同志,十分抱歉,不能参加这个会议,只能在视频上跟大家见面。我今天讲的题目很简单,叫“口罩之战·主义之战”。

新冠疫情到今天已经8个多月了,按照习总书记讲的,这是我们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建设的一次大考。其实这次疫情在国际语境里边也是一场大考。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人与病毒的较量,各国之间的疾控体系、公共卫生体系、以及医疗体系的较量,而最后还可能上升到经济实力的较量,因为这场疫情的打击并不亚于一场战争,会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同时,这次疫情也是各种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一场较量,我今天讲的主要是后者。我从口罩讲起,是因为我认为口罩之战实际上就是主义之战,一种是个人主义,另一种是集体主义。我们也可以把这次较量看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战。

1月份时,中国就与病毒打了一场遭遇战。1月22日,就是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武汉市就要求市民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公共场所。到了1月25日左右,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发了通知,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有这样的要求不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还有更早的教训。

口罩的历史很长,但是真正将口罩用于疫情防控的第一例可能是在中国。1910年东北鼠疫的时候,剑桥毕业的伍连德为防疫把以前的面罩设计成了比较实用的口罩。讽刺的是,当时那里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国医生不相信口罩能防疫鼠疫,结果去世了。

但是,当中国人开始戴口罩的时候,国外是普遍怀疑的。我在这里贴了一个《华尔街日报》1月31日发自北京的一条消息,说“中国当局鼓励戴口罩,但是一些专家提出质疑”。那么国外的人觉得靠谱的是什么呢?

这张图可能很多人也看过。1月24日武汉封城第二天,德国的《明镜》周刊出了一个专刊,专门讲武汉的疫情。这是很恶毒的一个专刊。里面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在《明镜》工作了9年的中国人,她被西方的东西洗脑洗得已经不自知了。她认为这个疫情是中国体制的产物,这种疫情只可能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产生,西方社会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疫情。中国要想克服这个疫情,不是要靠口罩,不是要靠什么封城,而是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人权、民主等等。这是1月份西方开出的药方。

到了2月份的时候,别的国家已经出现了个别病例,但是欧美国家依然普遍质疑口罩的作用。好几个国家,主要后来都是疫情比较厉害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政府都发布了官方的手册,要求大家不要佩戴口罩。西方的好几家媒体在那个时候讲得比较多的是中国正在进入“切尔诺贝利时刻”,认为这个病毒可能会把中国体制扳倒。也有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是个危险的想法。当时有报道问“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做得比民主体制做得更好怎么办?”但他们当时可能并不相信。

美国疾控中心2月份时也一再向民众传递信息,不建议佩戴口罩,让大家不要去买口罩。这种情况一直要到4月3日,因为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2.5万,死亡已经超过6000以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建议但没有要求人们在公众场所佩戴口罩。

1月27日,法国当时的卫生部长就说戴口罩完全没有用。到了3月底,法国卫生部网站给民众发布了一个指南。里面对于口罩的意见是,如果没有病状就没有必要戴,只有有症状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法国要到4月份时才有个别城市要求戴口罩。到了5月11日,法国政府才要求乘坐公交的时候必须戴口罩。因此,好几个月的时间都被耽误了。

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4月下旬时,英国政府也不建议民众佩戴口罩,到6月4日才发布通知,说6月15日开始要求戴口罩。

中国的专家们其实早就提出警告。3月27日的时候,有一篇传播比较广泛的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提出一个警告,不戴口罩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3月份的时候,全球要求戴口罩的国家基本上都集中在亚洲,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欧洲最早的是捷克,3月18日,然后是斯洛伐克,3月25日,接着是波黑。这些国家开始公布要戴口罩的时候,西方的媒体说它们都是共产主义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4月1日以色列和奥地利也开始要求人们戴口罩。以色列是集体主义色彩比较强的一个地方,奥地利其实也是社会主义色彩比较强的地方。所以都是这些地方戴口罩出现得比较早一些。

在这些地区开始戴口罩之后,意大利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伦巴第地区和其他的一些大区也开始要求戴口罩,但并不是整个意大利都这么做。意大利全国戴口罩要到5月份。德国是4月22日开始要求戴口罩的,西班牙等国实施戴口罩要到5月份。

所以,戴口罩这么一件在中国人看来很简单的事,全球竟然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慢慢接受,而在这期间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已经增加了非常之多。

有一个网站统计了截止到现在全球戴口罩的情况。红色的是不建议戴口罩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人的地方,就是格陵兰岛。再一个比较突出的是北欧的瑞典。非洲其实都是一些战乱国家,索马里、苏丹、也门和叙利亚这些地方还没有要求戴口罩。其他地方要么就是要求,要么就是建议,我们看到是英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建议,像中国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要求戴口罩。

口罩有没有用呢?其实早就有人开始做了研究,而且也得出了结论。有一项研究是在5月9日以前做出的,一共分析了19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这张图的横轴显示的是疫情期间不戴口罩的持续时间,纵轴是得了新冠肺炎以后的人均死亡率。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疫情之间不要求戴口罩的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所以戴口罩的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我这地方摘了两篇文章,一篇是2月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是2月18日《中国日报》的。这两篇都讲了戴口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涉及到文明的问题,一个人的行为,可能影响所有人的努力。这是一个牵扯到公众的事情,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但是在西方,口罩被认为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讲得最多的口号之一是my body my choice,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爱戴口罩我就不用戴,口罩是用来防止病毒入侵的,我不怕病毒,你凭什么让我戴口罩?戴不戴口罩是我个人的选择。

更进一步的说法就涉及到了主义,我们可以说刚才的讲法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在很多抗议的场合人们打出的标语都用了“freedom”这个词,就是自由。你让我戴就是tyranny,是暴政。除了英文、我们还能看到法文和德文的标语,很容易找到一些照片。所以口罩之争又涉及到制度之争,主义之争。

西方反对戴口罩的抗议是非常多的。我们可以看这张图。美国我没有列举,因为美国这种活动太多、太频繁,举不胜举。

专门研究流行病的法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对此有过评论。他说在东方,集体主义比较普遍被接受,戴口罩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保护整个社区和社会。所以戴口罩是一种团结一致抗疫的象征。

但是在西方很多人看来,外面有病毒,那我戴口罩仅仅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这位学者甚至在一次访谈里说,在法国,要求戴口罩可能不次于一场革命,就是说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们改变思想,才能接受普遍的戴口罩。实际上,个人主义的表现除了口罩以外,还有其他的种种的不合作。

有些人做了一次非常大的数据分析,有175亿条各种各样的记录,包括行为记录,一直截止到6月15号。这些数据的总量达到了250TB,他们一共用了97台计算机进行处理,花了一天的时间才处理完。

他们的研究看起来很复杂,其实结论、思维方式是很简单的。它的自变量就是美国内部各个县的自由主义程度有多严重。那怎么测量呢?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从1790年到1890年之间,这些地方处于美国边境上的时间。美国的边境是不断往前扩展的,在边境的时间越长,可能个人主义就越强烈。我们先不去讨论这部分的争议。因变量就是各个县的人们遵守社交距离要求的程度。有些县遵守的好一些,有些县可能遵守的差一些。

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个人主义水平越高的地方,对当地封锁令的遵守程度就越低。个人主义对遵守程度的影响有41%左右的水平。该研究同时也对8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一样的,个人主义越强的国家越不太可能实施社交距离这个要求,感染率也相应的会更高一些。

很有意思的是,做这项研究的是四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领衔的是弗吉尼亚大学一个姓李的教授,是北方交大毕业的。他们之所以想到用这个数据来分析,可能也是出于我们一般中国人的常识判断,就是我们认为个人主义可能会影响对疫情的应对水平。所以虽然是看起来很高明的数据,其实发现的是一个我们中国大多数人早已经视为常识的东西。

实际上,这一次疫情爆发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五个,除了朝鲜我们没有数据以外,还有中国、越南、古巴和老挝。国家不多,但人口有15亿人。这15亿人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就是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加起来其实还要多,OECD只有12.9亿人。那我们现在看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15亿人到目前为止确诊的人数是9万多人,而在OECD37国里,现在是有1000多万人被确诊。死亡人数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到5000人,而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接近50万人。所以一比的话就能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其实要好得多。

那为什么有些社会的集体主义多一点,有些社会个人主义多一点呢?我觉得有两项很有意思的研究是挺能说明问题的。

一项研究是2008年发表的,另一项是2018年发表的,相隔了10年。虽然它们研究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现象是一致的。就是集体主义的水平高还是个人主义水平高,跟历史上某些地区的流行病发病的频率是不是有关系。结果这两项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其实差不多,这两张图分别来自于这两个研究。

两张图中的横轴都是历史上这些地区流行病发生的频率,纵轴都是个人主义水平。我们能看到一个明显的相关关系,就是历史上流行病发病比较多的地区很可能促使这些地方的人多一些集体主义,少一点个人主义。而那些以前发病比较少的地方,可能个人主义的成分就比较多一些。

这两项研究让我们不得不去问一个问题,就是疫情之后个人主义的影响力会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今天像英、美、法、意这样盛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下降的趋势呢?

大家在网上都看到过一些帖子,比如隔离是“I see you”,不隔离是进“ICU”。所以我们中国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现在要问的是疫情过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些就是我想讲的东西。谢谢各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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