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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楼探踪:柳亚子的磨剑室

原标题:书楼探踪:柳亚子的磨剑室

柳亚子(1887—1958)初名慰高,更名弃疾,字安如,改字亚庐,号亚子,江苏省吴江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创办南社。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工旧体诗,尤长七言。有《磨剑室诗词集》等。

柳亚子

光绪三十二年(1906),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来做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委。关于他的履历,大多数资料上讲的都是其从政经历,社会上更多者则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则是他的藏书事迹。

柳亚子是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所藏跟其治学方向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柳亚子的藏书分两大门类:一类是跟别的藏书家一样,将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藏书专题之一,另一类是关于南明史的文献。因为研究南明史,为了能够得到详实可靠的资料,柳亚子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南明文献。对于乡邦文献的收藏,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亚子先生黎里藏书札记》一文中写道:“一是乡邦文献,凡是黎里人的著作,从古到今,不论精粗,一律收藏,后来扩大到吴江,又扩大到苏州地区。内容众多,有诗词、有文章、有书信、有笔记,也有小说,甚至连医药种植之书也尽加收集。为让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亚子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他知道家谱、族谱不仅可以研究家族变迁、人口繁衍,同时可以发现很多艺文资料,于是就向家乡邻里友好借阅谱籍,从中辑录了不少吴江文献。”可见他为了收集乡邦文献确实下了大工夫。

柳亚子的所为不限于此,他除了自己收藏这些乡邦文献外,难得的是,他还组织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并来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该文中写道:“1918年冬,亚子先生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凡保存会的同志,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

亚子先生在吴江地区藏书家中选定了12位佼佼者,拟定了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为代号。具体的代号和姓名如下:‘文(柳亚子)献(费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根据这12个代号再编订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余种,亚子先生‘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余种,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吴江的藏书大家。”

古人刊刻《大藏经》,基本是以《千字文》来编顺序,这是为了便于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亚子是否借鉴了这种排序方式,他竟然将吴江地区十二位藏书家每人分一个字,而这种做法,我知道的仅有他一人。

柳亚子故居

柳亚子除了组织这些藏书家共同收集,他还动员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来帮助自己抄书。《知无涯草庐诗》跋语中有这样的话:“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通,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年仅十二岁,就已经开始帮助父亲抄书,这种做法也确实太过稀见。

为了收集乡邦文献,柳亚子花了大笔的钱,李海珉在其文中写道:“在亚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颗闲章文曰‘散尽黄金万卷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亚子先生从1898年起到1927年离开黎里止,其间光为搜罗吴江乡邦文献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

在乡邦文献上,大多钤有‘柳亚子藏书’的印章,妥加保存,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亚子先生甚至连印都舍不得钤,生怕污损了珍品。因此,吴江老乡说亚子先生‘爱书如命’,这是中肯之论,一点也不夸张。凡是亚子先生研读过的书籍,都钤有‘亚子过目’、‘曾经柳亚子披览’或‘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的印章。”

除了乡邦文献,柳亚子的另一大收藏是南明文献。柳亚子收集这些文献的原因,则跟他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关系。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该文中这样叙述了柳亚子年轻时的所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因为接触了大量反清复明之士的文献,使得他有了对南明系统研究的想法,故而该文中又写道:“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鳞次栉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以上所言,只是讲述他的收集过程,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中又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邨)、胡朴安、朱希祖。”

柳亚子收集了那么多南明文献,可惜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的家乡沦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带不出来,于是他就只好通过上海的一些藏书家来借阅相关史料,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复印机,所以遇到有价值的材料时,他只能通过抄写来拥有。

对于他抄书的情况,陈燮君、盛巽昌的书中说道:“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五十六卷的大书也靠抄写,并且他只用了26天,如此推算起来,他每天抄两卷书,这个工作量足够大,当时他抄书的地点是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年11月,柳亚子写了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发表在了当月的《大风》月刊上。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柳亚子来到了香港,他后来所收集的南明文献也带到了这里,他在香港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柳亚子躲到了澳门,因为走得匆忙,那些南明文献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带走,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谈到柳亚子藏书的归宿时称:“家藏清初禁书集部綦多,近闻已携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怀旧集》中著录所藏明季遗书一大宗,几与《禁书总目》相埒者。抗战时,失于香港之变,杳不可踪迹矣。”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全部没了踪影。

这些书去了哪里呢?柳亚子曾写过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该文中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

【以上内容节选自韦力先生新著《书楼探踪•江苏卷》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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